帝国反击：一个后变性宣言

帝国反击：一个后变性宣言

THE EMPIRE STRIKES BACK: A POSTTRANSSEXUAL MANIFEST

作者：Sandy Stone

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广播、电视和电影系

ACTLab

Original copyright (c) 1987 by Sandy Stone

译者：Yuu-Pin

2025.3.22 首次发布

2025.7.8 删改

封面图：生気のないbyWalts P

本翻译仅供交流学习之用，请勿用于其他用途。

1. 青蛙变成公主

从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布满绿色植被的山丘上，往下俯瞰那些挤满狭窄曲折的房屋和商店，弥漫着香料和粪便的气味的街道。卡萨布兰卡是一座古老的城市，也许只是因为偶然，劳伦斯·乔治·达雷尔（Lawrence George Durrell）¹才没有把这里写进他的爱情故事。这座城市更现代化的街区有着宽阔的、阳光明媚的林荫大道，有一栋并不起眼的建筑坐落在其中。这座建筑的门上有一块小铜牌，表明这是乔治·布卢（Georges Burou）医生的诊所。这家诊所只看妇科和产科，但实际上，诊所还因为另外一些事情声名远扬，这并不为穿梭于诊所的摩洛哥妇女知晓。

记者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orris）正拜访布卢医生，他在接待厅内焦躁不安地翻着《Elle》和《巴黎竞赛》（Paris-Match）²，因为他正在做一件对他自己而言很艰难的事情。终于，前台叫到了他，把他带进了内室，随后，他说：

*“我被人带着，走过了走廊，上了楼，来到了诊所的内部，气氛越来越暧昧。厚厚的窗帘遮住了这儿的房间，如天鹅绒般丝滑，如芬芳般馥郁。我似乎看到了半身像，香水的味道若隐若现。不久后，一位像是阿拉伯宫廷（harem）宫女的人，穿过了密室中的幽暗窄径，一个身影向我走来，我被迷住了。那个身影就是布卢女士，她穿着一条白色长袍，腰上好像有流苏。这条袍子像是护士穿的干净制服，又像是华美的长袍，两种特质相得益彰，她的金发碧眼，一颦一笑，透着刻意为之的神秘感……某种超出我掌控的力量把我带到了这诊所的五号房间，我想过逃离，但无能为力……我对镜子里的那个自己告别，再也不会见面了，我想最后一次盯着自己，然后wink了一下³ ，祝他好运。我眨了下眼，外面的小贩用笛子吹出了一个精致的急促和弦，又轻柔愉快地重复了一遍，一遍又一遍，甜腻地渐弱。‘天使保佑’，我对我自己说，然后踉踉跄跄……倒到床上，忘记了一切⁴。”

詹姆斯·莫里斯不见了，珍·莫里斯（Jan Morris）出现了，20世纪末的医学实践介入了这个带着东方学（oriental）意味的，几近宗教般的蜕变叙事。这篇讲述莫里斯的“变性”及对Ta生活的影响的文章来自《谜》（Conundrum）。MtF所必经的仪式，除了那个祈求幸运的wink，还有一个，叫“捏火鸡脖（wringing the turkey’s neck），我们不知道莫里斯是否参加了这个仪式，文章的后面将有着更多探讨。

2. 制造历史

想象一个电影画面，在快速的声溶⁵（segue）转场后，镜头从卡萨布兰卡拥挤的街道切换到了帕罗奥多（Palo Alto）翠绿的山丘。在校园旁边的上流社区安静住宅区中，斯坦福大学性别焦虑项目（The Stanford Gender Dysphoria Program）坐落于此处的一间小小的房子里。该项目和摩纳哥的乔治·布卢诊所在某些方面有点像，多年来一直在学术领域关注性别焦虑综合征（gender dysphoria syndrome），也被称之为变性症（transsexualism），的病因、诊断和治疗。

1968年，斯坦福大学性别焦虑项目启动，这一项目主要由外科医生和心理学家组成。这个项目最初致力于尽可能多的收集变性故事。暂停一下，先简单介绍一下他们研究成果。变性者是他/她的性别认同（gender identity）与其性别（gender）相反的人。性/别（Sex and gender）是完全不同的问题，但是变性人通常会模糊两者的区别，他们将自己的性别表征与生理学上的性别“事实”混淆起来，TA们认为，自己活在“错误的身体”中。虽然变性这个词是最近才出现的，但这一现象不是最近才有的。我们知道最早的，以现在的诊断标准可以在确定的变性事件，是亚述王萨达那帕拉⁶（Sardanapalus），他穿着女性装束，和妻子一块儿纺纱⁷。罗马帝国时期斐洛·尤迪厄斯⁸（Philo of Judaea）的事情也类似。19世纪的德翁骑士⁹（Chevalier d’Eon）以女性身份生活了39年，是蓬巴杜夫人¹⁰（Madame Pompadour）的情敌。康伯里勋爵（Lord Cornbury）¹¹从英国来时就是一副女性打扮，在担任纽约殖民地的第一任总督时也一直如此¹²。

直到1980年，《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¹³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加入了变性欲症，变性欲症此事才被“官方”承认为一种疾病。然而，正如玛丽·梅尔（Marie Mehl）所指出的那样，变性欲症获得DSM承认的代价十分高昂¹⁴。1980年之前，很多研究者试着确立其诊断标准，例如沃尔特斯（Walters）和罗斯（Ross）的《变性和性变》（Transsexualism and Sex Reassignment）一书中引用过，1970年代莱斯利·洛斯坦（Leslie Lothstein）的研究¹⁵：

洛斯坦在对十个老年变性者的研究（平均年龄52岁）的研究中发现，心理测试有助于确定患者的病理程度（原文如此）……他得出结论，作为一个类别的变性者，其中的个体是抑郁、孤立、孤僻，有精神分裂和严重的依赖冲突。此外，他们不成熟、自恋、以自我为中心，有潜在的爆发性，在寻求专业援助时，他们往往显得苛求、操纵、控制、强迫、偏执¹⁶。

另一段则引用：

对56名变性者的研究结果显示，他们在精神分裂和抑郁症量表的结果均超出了正常范围的上限，（这篇文章的）研究者认为这一结果反映了受试者混乱而古怪的生活方式¹⁷。

这些临床实验受试者样本的选取呈现出严重的局限性，但是，诸如沃尔特斯和罗斯的许多研究者认为，此类论文有足够的代表性，所以可以在研究里不加说明地直接引用。然而，他们引用的每篇论文里都有一段免责声明，这些声明实际上否定了这些研究的结果的有效性，就像香烟盒子上的小字一样：第一段文字的来源文章里，有这么一段补充，“必须承认，洛斯坦的研究对象很难被称为典型样本，因为10个研究对象中有9个有严重的身体健康问题（这是医疗领域的临床研究，而不是性别领域的）”，第二段文字的来源则有这么一段，“受试者中有82%是性工作者，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变性者并不具有可比性”¹⁸。这些研究局限，因为其研究方法和样本选择都很有问题。尽管如此，直到今天，医学和心理学研究中的文献回顾、免责声明和其他部分，仍然使用这些文献来描述变性者，直到今天。

在同一时期，女性主义理论家也发展了她们自己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往往变得自相矛盾，整个（女性主义的变性研究，译者注）话题内部也存在着分歧，例如：

强奸……是对男性气质对身体完整性的侵犯。所有的变性者都私占女性的身体，将女性的身体贬低为一件人工制品，这等同于强奸所有女性的身体，……强奸是暴力的，但也可以是诱使的。

这段话来自1979年贾尼斯·雷蒙德（Janice Raymond）的《变性帝国：制造男她》（The Transsexual Empire: The Making Of The She-Male），本文的题目也因此而得。雷蒙德认为，变性者是邪恶性欲帝国的产物，邪恶性欲帝国制造变性人的目的是入侵女性空间，侵占女性权力。尽管这本书仅仅代表了女性主义分析的某个特殊时刻，预示了右翼新自由主义对自由主义政治话语的挪用，但十二年后的1991年，还是有一位抱有基因决定论观点的女学究¹⁹仍然将这本书奉为圭臬。利益相关声明，我引用这本书的另外一节：

男性气质的行为举止一直咄咄逼人。很明显，变性人女同已经在女性主义社区中窃取了重要岗位，而且（或者）拥有了发言权。桑迪·斯通是奥莉维娅唱片公司（Olivia Records）的变性人工程师，可这是一家全女公司，这还不能够说明吗。斯通对这家的公司而言，可不只是“很重要”，可以说，他统治着这家公司*，……他在奥莉维娅争议后获得的知名度……只能进一步帮助他统治女性，导致女人们的内部分裂，就像女性一旦必须需要男人的时候，男的经常干的那样。正如一位女性写的那样，“作为一个真正的女人，在奥莉维娅公司把桑迪辞退的时候，我感觉像是被强奸。考虑到他真的有男性特权，他会不会利用女同性恋文化来赚钱？”

本文讲述的是道德故事和起源神话，亦讲述了有关性别的“真相”。本文的写作原则是，“技术的工艺（technical arts）总是被想象为一种应该服从于权力的艺术理念，而这种工艺本身又权威地植根于它在自然中的生命。”²⁰²¹晚期资本主义的记录方式和阅读实践表现着本文中的影像和现实。本文的立场是后现代主义的，后女性主义的，（甚至是）后变性主义的。本文自始至终都受到了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启发帮助。

3.“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欲望的所有现实都致力于让自己变成为一种形象，以确保自身的安全”²²

让我们转向变性者自己的讲述，这段时期内几乎只有MTF出版自述。先简要回顾四篇MTF的自传，来试着发现她们如何看待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我在另一篇文章中讨论FTM）。

现存最早的变性者自述散见于尼尔斯·霍耶尔（Niels Hoyer）1933年出版的《男人变成女人》（Man Into Woman）一书中所记下的莉莉·艾尔伯²³（Lili Elbe）的独白。1950年代中期，脱衣舞艺术家赫蒂·乔·斯达（Hedy Jo Star）出版了自己的自传《我改变了性别！》（I Changed My Sex!）（显然不是一个内敛含蓄的书名！）²⁴，这本平装书是第一本变性者的完整自传。现在最著名的变性者克里斯汀·乔根森（Christine Jorgensen）在1950年代早期接受了性别重置手术²⁵，却直到1967年才出版了自传，斯达的自传反而先借了乔根森故事的热度。1974年英国著名记者珍·莫里斯出版了她的自传《谜》（Conundrum），1977年音乐家、演员卡纳瑞·康恩则出版了她的自传《金丝雀》（Canary）²⁶。此外，还有许多 “强制性变性档案”（The Obligatory Transsexual File, O.T.F）：这是个变性人间流传的黑话，意思是报道 “性别方面的不适当举止”的报纸文章和零散的日志条目的文献。变性者也会自己收集自传体文学，但斯坦福性别焦虑项目的研究结果指出，医疗机构并不会收集此类作品，因为他们认为变性者的自传完全不可靠，也因此，相当大一部分此类记录不见于公共图书馆系统。所以，私人藏书是我收集到此类信息的唯一来源。幸运的是，我接触到了一些。

这一类文本建构了什么样的主体？霍耶尔（代表雅各布森，雅各布森代表艾尔伯，艾尔伯代表韦格纳，韦格纳代表斯帕雷）²⁷ 写到

那个男人随意的一瞥就让那个女人丢了魂，她crush了，他只是看了一眼就让她crush了，她的内心有点叛逆，像是个被崇拜的老师冷淡对待的女学生。她感到浑身上下都是破绽……她的心第一次在她的主人面前颤抖，在这个自封为她的保护者的男人前颤抖，她第一次明白了为什么她为什么会彻底屈从于这个男人，屈从于他的意志。²⁸

我们可以就这个片段中那些很显然的问题提问：莉莉·艾尔伯是为谁，而不是由谁建构的？谁凝视着她的文本？在她所屈从的诱惑中，哪些故事诞生了？哪些故事又消失了？这里的所有故事里，“女人”都有着男性崇拜，在她们身上都能看到社会强制责任（socially enforced role）和展演性别（performative gender）建构的影子，显而易见，莉莉·艾尔伯晕血²⁹，珍·莫里斯，这位身经百战、全球知名的记者，还是被描述为一位热爱打扮和展示自己的女人，还会很乐意去见别的男人：

我打扮的小小的，整整齐齐的，我其实并不小，也不是很干净，但是女性气质让我有了这种感觉，我的上衣和裙子轻飘飘的，像是在发光一样。我的鞋子让我的脚看起来很小巧，还有很……我很喜欢的某种，看起来很可怜的感觉。红白相间的手镯看起来很活泼，包和鞋子也很搭，我搭配的很好。走在街上时，我已经完全准备好接受全世界的评价了，在做男人的时候完全不可能这样！³⁰

赫蒂·乔·斯达，专业的脱衣舞演员，在《我改变了性别！》中这么写：“我想要内衣紧贴在皮肤上的感觉，化完妆之后脸上的闪闪发光的感觉，一个强壮的男人保护我的感觉”。在1991年的今天，我能遇到一些敢于把这些话说出口的男人，但是那是在1955年，这种话是只有女人能说。

除了那些显然与西方白人定义下的性别展演性叙事沆瀣一气的叙事外，这些作者还加深了一种二元的（binary）、对立的性别认同，他们从彻头彻尾（尽管不快乐）的男人，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女人。男女间不存在中间态³¹。也就是说，她们每个人都在她们的叙事中建构了一个特殊时刻，即她们的个人生理性别身份（sexual identification）从男转到女时的时刻，这个阴道成形术——换个词，变性和“变性手术”（”sex change surgery”）³²的时刻，珍·莫里斯，在手术的前一天晚上，写下了：“我对镜子里的那个自己告别，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了，我想最后一次盯着那个自己，然后wink了一下，祝他好运……”³³

卡纳瑞·康恩写的是：“我不再是小伙子了。我现在是大妹子……女孩。”³⁴

赫蒂·乔·斯达写的是：“从麻醉中苏醒的那一刻我意识到，我终于成为一个女人了。³⁵”

甚至连那段讲述莉莉·埃尔伯的二手材料，都用了类似的表述：“突然安德烈亚斯·斯帕雷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脱衣服了。”刚从第一阶段手术中醒来[这段文字阉（castration）自霍耶的叙述]，他就写了张便条，“斯帕雷聚精会神地盯着卡片，很难辨认出那上面的字迹，那是一个女人的笔迹。”英格（Inger）带着这张便条去见医生，“医生，你怎么看这个？男的不可能写出来这个。”“不，”医生十分震惊，“不，你说的很对……”——这段话要读者忘掉拼字法才能理解。埃尔伯的声音，也要这么理解，“很怪，你的声音完全变了……你现在是完美的女高音嗓！令人感慨。³⁶”也许现在我们确实也可以感慨，但感慨的理由完全不一样，因为现有的研究结果显示，阉割（castration）和激素的治疗效应（准确的说，关于这两种治疗方式所不可能导致的治疗效应的研究）绝无可能导致这一切，因此，可以认为，医生们在考虑这些历史叙事时存在偏见。

如果霍耶尔把现实和幻想混为一谈，还嘲讽他的研究对象（“令人感慨！”），我们又能从《男人变成女人》中解读什么？这本书在一定程度上向我们揭示了霍耶尔的某种策略，这种策略旨在于叙述主体内部设置障碍，这一策略在今天仍然相当流行。莉莉身体里的那个侵略性的、充满着男性气质、始终很危险的自我，替换到她的医生，她称之为“教授”或“奇迹之人”的维尔纳·克罗伊茨（Werner Kreutz）身上；替换进去的是一个神一般的形象。教授塑造了她，她被教授塑造。

教授现在做的莫过于将情感结构先于女性的身体结构塞给莉莉，迄今为止莉莉像是一块别人准备好黏土一样等着教授赐予其外观和生命……教授的一瞥就可以唤醒她的心脏，让她拥有生命，一个有着所有女人本能的生命。³⁷

女人是内在的，是神秘的，是感性的，莉莉急切地和教授同流合污，教授则在她身上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间打了一个巨大的楔子。倘若我们重回下面这段文字，也就是莫里斯的“东方学”叙事中的话，我们会发现，她身上的男性气质必须被彻底消灭，或者说，至少是要被否认，而女性气质则存在于某种不断被湮灭（be continually annihilated）的过程中：

她似乎不再对自己，为自己的命运，负任何责任，因为维尔纳·克罗伊茨使她自由，她也丧失了自己的意志……她没有过往，她所有的过去都属于一个……死人。现在只有一个极谦卑的女人，随时准备着卑躬屈膝，甚至乐于奴颜婢膝……屈从于她的创造者，她的教授的意志。在（安德烈亚斯）和她所依赖的维尔纳·克罗伊茨之间，她感到安全了，得救了。³⁸

霍耶尔也一样，他执着于某种特定的性别气质，拒斥性别气质的混杂性。这种状况反复不断的出现在霍耶尔对变性者独白的复述中。他故事中的角色所在的历史时期有着巨大的性压抑。一个人如何保持区分两种自我，即完全作为女性欲望客体的“男性”自我，和完全作为男性欲望客体的“女性”自我？

“作为一个男人，你在我看来，绝对健康的，的确，我亲眼看到过你吸引过女人，这清楚不过的证明，你和我真是同道中人，都是男人。”他暂停了一下，把手放到安德烈亚斯的肩上，“问你个问题，别不高兴嗷……你对你这一类同类有没有兴趣？你懂我在说什么。”

安德烈亚斯冷冷地摇了摇头，“是这样的，尼尔斯，你说的这事从来没有，补充一句，我的同类从来对我没兴趣。”

“好，安德烈亚斯！我也觉得。”³⁹

霍耶尔必须切割这个主体，将其分为“安德烈亚斯”和“莉莉”，“安德烈亚斯”从未对男人心动过， “莉莉”则想要和男人结婚，拯救了她的过程，就是在“莉莉”和“安德烈亚斯”间搭起了不可逾越的障碍，并使之维续下去的过程，这个过程意味着，霍耶尔·克罗伊茨营造了一个对对 “莉莉”而言安全的世界；而这道障碍又体现在两种不同的笔迹和两种不同的声音中。一种强制性的力量——所谓万物所自发趋向的自然趋势——不承认性别混杂的可能，以保护“纯正”的性别认同：在纳粹式纯洁恋爱关系（the Nazi-led love affair with purity）的肇始阶段，没有“生物”能诱导安德烈亚斯逾越“他这类人”的边界。

“我向你坦诚地讲，尼尔斯，我吸引过很多女人。现在也一样。大实话！”⁴⁰

——这只是因为说这个话的人格是在安德烈亚斯身体里的安德烈亚斯，而不是莉莉。在这段文字中可以分析很多，宏观层面讲，这里体现的是社会中的某种力量，这种力量使得个体将两种相反的人格控制在一具身体内。更进一步说的话，这些作者都在写作中建构了关于他/她的救赎叙事。这种叙事都有着很强的戏剧性要素，有与巨大不公搏斗，克服危险障碍的感觉，还有扣人心弦的剧情发展，还有大团圆结局（The Forbidden Transformation），在剧情发展的过程中，读者不断感到心悦诚服和神秘莫测，唉。

第一次手术……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安德烈亚斯不存在了，他们说，他的生殖腺（germ glands）——哦，好神秘的词——被切除了。⁴¹

哦，好神秘的词。神秘身份中令人颤栗的神秘⁴²（Mysterium tremendum），一直萦绕着肉体周身。男人生产⁴³的所有事物，上帝作为男性所具有的神秘力量，都栖居于“生殖腺”中，就像灵魂栖居于松果体。男性性（Maleness）就存在于“你懂我在说什么”（you-know-whats）。这也是男性主体的本体论，也因此，霍耶尔能用最粗陋的方式证明，女性性（femaleness）就是匮乏：

在这里进行的手术（就是，阉）使我能够进入妇女诊所（只为女人服务的地方）。[^45]

另一方面，尼尔斯和莉莉都被含沙射影（insinuation）的方式建构的，即《新约》中的“披戴”（endeuein）⁴⁴的方式，换而言之，即，他们穿上神的衣服，将肉体身体插入到文化符号的壳中：

安德烈亚斯·斯帕雷……可能是最后一次脱衣服了……这些大衣、马甲和长裤的外衣将他包围了一生。现在给你写信的是莉莉。我穿着丝绸质地的镶蕾丝边女式睡衣，烫了头发，涂了粉，戴着手镯、项链和戒指……”⁴⁵

这些作者在建构女性的过程中复刻了男性的刻板印象：衣服、化妆，甚至是晕血。每个性别的冒险者都径直穿过性别经验（sexual experience）的一个极端，到达了与之相反的另外一个极端。如果说生理性别（sexuality）是一个连续的光谱，在两级的中间有一些中间地带的话，那这些中间地带往往是不可见的，毕竟也没人提到过拧火鸡脖子。

难怪女性主义理论家对变性持怀疑态度。我靠，我都怀疑了。

此类叙述如何同医学和心理学文本相对话？在这个年代，大多数交流互动依赖文本、计算机会议和电子媒体，而不是通过人与人的面对面接触交流——机械时代的结束和虚拟年代的开始，多样性和替代性（prosthetic）的社会交流变得极为普遍的年代——因此，主体性更多被铭刻符号（inscription），而不是通过人际关系建构，但仍然有一些具身的“自然事实”（embodied natural truth）无法被忽略。这篇文章所引用的材料所处的年代，变性者人生中最关键的时刻莫过于因为性别焦虑而住院时的面谈，当时的医生都是男性，他们能够决定患者是否有资格做变性手术。性别焦虑门诊的诞生是一幅社会准则如何建构性别的过程的微观缩影。这一科室的基本理念是，首先，研究一种有趣，且可能得到资助的人类反常现象，其次，按照他们的理解，解决这种“可矫正的问题”。

早先，有些性别焦虑门诊并不设立学院体制内，只要有需要，诊所就给人做手术，也就是说，门诊工作人员没必要对判断所谓的“性别选择是否适当”，1960年代，第一批建立在实验科学基础上的性别焦虑门诊诞生了，这些门诊基于学院体制，门诊的工作人员不再仅凭着患者的意愿做手术，因为给这些反社会人格者（sociopaths）做手术要承担风险。当时还没有正式的诊断标准，“变性者”，不管是从她们的目的还是实践上来看，她们挂性别焦虑科的号，就意味着她们需要相关的帮助。从专业的角度看，这种情况弊多利少。有必要参照惯例与既有的研究框架，构建“变性症”的类型，为门诊判断谁可以接受治疗确定一个合理的标准。从专业的角度讲，变性需要一套测试标准或者鉴别诊断标准，而不是简单的根据“感觉自己在一个错误的身体里”这样的主观的东西下判断，这种测试必须客观、适用于临床诊断，还得可重复。但是，即使经过大量的研究，简单且没有争议的性别焦虑测试还是没能被编制出来。⁴⁶

按照斯坦福项目的门诊工作人员的理解，这个项目的目的就是帮助变性者，因此，这群门诊工作人员根据自己的感觉，即“这个人是否适合承担其所选性别的责任”，来最终确认参与者的变性资格，这个门诊还承担了“整形整容科”和“礼仪学校”的角色，因为根据工作人员的判断，那些想成为女性的男性并不一直“表现得像”女性。斯坦福项目发现，性别角色（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被学习的。他们和整形整容科合作，不仅是为了培养解剖学意义上的女性，更是为了培养女人……即社会性别意义上的女性。正如诺曼·费斯克（Norman Fisk）评论的那样，“我现在坦率地承认……在早期，我们公开地寻找最有可能成功的患者。”⁴⁷在实践中，这意味着工作人员是通过评估参与者在自我选定性别中的展演状况，来决定何者能得到手术资格，评价的标准构成了性别的定义，这些定义要求候选人能“入乡随俗”，并要求其能取得工作人员和手术候选者的双方共识，在评价标准被运用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找到性别生产机器（apparatus of production of gender）的实例。

据此，我们发现了一些棘手的问题，主要是两个：谁在讲述故谁的故事？讲故事的人如何区分讲他们自己讲的故事和他们听到的故事？

可以说，这些差别确实很难区分。评价标准实在研究者在和项目参与者的一系列互动中逐渐成形的。情况大概是这样大概是这样：最初，只有哈里斯·本杰明（Harry Benjamin）的《变性现象》（The Transsexual Phenomenon）(1966)⁴⁸这本书给出过关于变性这一概念的定义（值得注意的是，本杰明的书实际上是在《我改变了我的性别！》大约10年）。第一批性别焦虑门诊的研究人员就以本杰明的书作为参考标准。当第一批变性者被评估手术资格时，她们的行为举止完全符合本杰明给出的标准。研究人员也就此发表了论文，并将其作为申请基金资助的材料。

研究人员花了极其漫长的时间——大概有好几年——才明白。为什么手术候选者的举止表现如此符合本杰明下的标准，是因为她们也读过本杰明的书，这种事在变性者群体间代代相传，是因为她们很乐意教别人这么干，来让大家都能接受手术。⁴⁹

这群变性者精心地重定位了她们的举止，以至于造成了一些有趣的问题，其中有个问题就是，如何确定哪些身体性的性表征（physical sexuality）是被容许讲述的。这在手术候选者的自我表达中是很大的灰色地带，因为本杰明的实验对象并没有谈论自己身体的任何色情感觉，因此，其他来门诊的变性人也不知道该有什么感觉。本杰明的权威文本指出，以女性身份生活并自称为变性者的生理男性无法体验到阴茎的快感⁵⁰，这点男性易装癖者不同，他们允许阴茎有色情感觉。直到20世纪80年代，还没有记录表明，术前MtF敢承认，以女性身份生活时能体验到生殖器性快感，这种禁忌在术后也以一直存在着，只是形式不同，以至于术后的变性者也不承认通过手冲获得过性快感⁵¹。只有被异性插入达到真正或假装的性高潮，才能成为指派性别的真正成员。“捏火鸡脖”，即手术前用阴茎自慰的仪式，是变性者最隐秘的秘密传统。承认此类欲望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男性欲望就是堕落，（承认这种欲望就会因为）“不适合女性角色”而被取取消变性资格。⁵²

将上述现象稍微概括一下。研究人员和变性者两群人，追求的是两种不同的目标。研究人员想知道的是，性别焦虑到底是什么，他们想通过跟踪调查知道症状分类标准、鉴别诊断标准、评估程序、可靠的治疗方案。变性者需要手术，她们对自己与研究者的关系有着明确的诉求，亦将医生的评估仅仅视为她们道路上的另外一道阻碍——需要被克服的阻碍，在这里，他们以最简单的形式明确表达了本杰明的原始标准：处于“错误”身体中的感觉⁵³。

这似乎是它们间那种令人不安的对抗关系的核心起因，也确实是。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两群人间已经进行了大量的对话，但他们之间互相对抗的关系依然存在。部分原因是医学界和心理学界认识到，他们想要的那种鉴别诊断标准并没有出现。玛丽·梅尔在1986年说到：

没有任何精神或心理测试能成功地将变性者与所谓的正常人区分开来。尽管变性者在社会上确实引发了一系列的反应，确实给这个群体带来了一些难以克服的问题，但精神病理学的角度来看，变性人的症状的并不比普通人更严重。从变性人的精神发展状况来看，他们与其他人群没有任何一致的区别特征。⁵⁴

一种是梅尔的叙事，另一种是洛斯坦的叙事，（洛斯坦的叙事就是那个）指控变性人抑郁、精神分裂、操纵欲强、控制欲强、偏执的论述，这两种叙事在十年不到的时间里居然同时存在。1980年，性别焦虑的诊断标准终于确立——在多年的研究之后，诊断标准也没有偏离最初的标准，即 “处在错误的身体中”——随后， “身体警察”，例如医疗机构们，认可了这一标准，变性者的“模范”病史如今遍布于澳大利亚、瑞典、捷克斯洛伐克、越南、新加坡、中国、马来西亚、印度、乌干达、苏丹、塔希提、智利、婆罗洲、马达加斯加和阿留申群岛等地的临床诊断记录中（这不是一份完整名单）⁵⁵。要把这些地区的变性者都概括到某些似是而非的理论里，也是相当困难的，是否真的存在新的诊断技术？能不能用这种技术将变性者与正常人区分开来的？这些标准可不可能是错的？它们是不是又狭窄又目光短浅？诊断标准没法自然出现是因为什么？是因为“科学进步”的结果导致了标准没法出现？还是有其他原因在起作用？

丰富的变性研究材料引发了另外一系列的后果。变性的诊断标准屡遭质疑，变性作为一种疾病，其诊断的边界也不可避免地变得模糊：过去那些不被“规范认可”的变性宣称，庞大且异质化的复调（heteroglossic）叙事，突然间被认可了，同时又为了满足变性的诊断标准，此类叙事变得同质化。霎那间，一个慈祥的纽约白人大爹在1966年讲述的关于性别真相的古老道德寓言，在1980年弥漫到了所有文化之中。那些从未呈现在话语（discourse），但至少存在于可能性中的，可能浮出地表的生活经验，全部消失了；如果我们足够努力的话，伯达奇（berdache）和脱衣舞娘，中产主妇和穆赫拉多（mujerado），玛胡（mah’u）和摇滚明星，都是同一个故事⁵⁶。

3. 这到底是谁的故事？

我发现，上述叙事把那些不同种类的身份并置在一块，这个表达和我们所熟悉的殖民话语间有着广泛的相似性：最初是沉浸在异国风情的迷恋之中，再发展到专业化的研究；先否认他们的主体性，使其无法进入主流话语（dominant discourse）；再让他们治好自己的病。

这些问题让诊所里的变性者更窘迫了。

不论是在自传书写或学术领域，还是医疗领域，在某种程度上，“制造”历史都意味着努力把一种叙述放在某种自然的必然性（natural inevitability）的基础上，身体是一块屏幕，学术界和医疗界在持续的斗争中产生的短暂和解投影在这具屏幕上。斗争发生在远离屏幕的地方，每种观点都处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试图对事物的发展方式做出权威性的解释，进而对事物的未来发展做出权威性的预测。换句话说，每种叙事都是文化在借用个人的声音在讲话。就像男性最开始研究女性那样，性别理论家把变性者当成没有能动性的人。如同生理女性一样，变性者被当成幼儿对待，他们没有逻辑，不负责任，因此无法实现真正的主体性，也无法被诊断标准抹去自己的存在；或者，就像一些激女理论家建构的那样，变性者是阴险邪恶父权制的机器人，一支旨在渗透、歪曲和摧毁“真正”女性的外星军队。变性者未能尽快地构建一种有效的针对这种建构的反话语（counterdiscourse）。

在20世纪末的性别边界上，随着男性霸权（phallocratic hegemony）的摇摇欲坠和复调起源叙事的傲慢登场，我们发现的是在变性身体战场上的一片混沌，白男医疗实践的认识论、激女的狂怒和既有性别生活经验在这里不断斗争，变性身体是：铭刻于其上的文化（cultural inscription）互相激烈地战斗的战场，生产理念型（ideal type）的意义机器（a meaning machine）。变性者的身体有神奇的代表性（representation），有日臻完美的记忆，这具身体上面刻着亚当夏娃的“真实”故事，这个故事是作为不可化约差异的本体论叙事道德，是自然的一部分，是必不可少的传记。变性者的身体是文化讲述其自身的故事，是通过文本暴力构成的触觉再生产政治，医疗体制则是一种铭刻技术（technology of inscription）。

在这种情况下，少数人群的话语如果想要在现实中发挥作用，就需要一种反话语（counterdiscourse）。可是，如果反话语本质上注定会消失，那么就很难制造这种反话语。变性者的最大愿望是抹去自身的存在，从而尽快融入“正常人”的群体。在这个抹去自身存在，融入正常群体的过程中，有一个过程，叫构造可信历史——学会隐瞒自己的过去。她们得到的是社会的接纳，失去的却是把生存经验的复杂性和模糊性真实地再现出来的能力，因此她们也失去了自然的一面，即唐娜·哈拉维论述中，她称之为“郊狼（coyote）”⁵⁷的那一面——美国原住民的精神动物，代表持续不断地转变的力量，而这正是充实生活（engaged life）的关键。真实的体验被一种特殊的故事所取代，这种故事里，性别建构的方式还是原先的。

真实体验被取代，意味着变性者需要付出惨烈的代价，自身的力量也因此被削弱。无论他们是否愿意，变性者的成长方式都和“真女孩”⁵⁸或者遗传学意义上的“自然人”（ “naturals”）不同⁵⁹。变性者和“自然人”的历史并不相通，性别转变前的某种被压迫的集体感觉也不共通。我并不是想在两个群体间寻求什么共通的话语，我的想法是，在变性者被抹去的历史中，我们可以找到一种叙事，来破坏主流的性别话语，这种叙事源自性别少数群体内部，亦能与其他对抗主流叙事的话语合作。但是，变性者现在在其中无处可立（a position which is nowhere），其处于二元性别对立之外。对变性者来说，一个变性者，如果要生成一种真实、有效和代表性的反话语，就必须要站在性别的边界外，站在被建构的、对立着的点之外，但是这些互相对立的点已经被预先定义为话语成立的唯一位置。那么，变性者该如何说话呢？如果要说话，他们应该说什么？

4. 后变性宣言

试图在传统的性别框架中占据位置，以成为言说主体，就会成为想要解构的话语的帮凶。恰恰相反，我们可以抓住那些刻在跨性别者身上的文本暴力，将其转化为重构的力量。让我举一个更熟悉的例子。朱迪斯·巴特勒指出，女同性恋中，T和P（”butch” and “femme”）的区分并不意味着简单地把女同性恋化归到异性恋的地位。相反，巴特勒引入了“文化可理解性（cultural intelligibility）”的概念，她指出，在文化可理解性的概念上，“女性”的身体背景中，T的“男性气质”在此被赋予了全新的含义，造成了不和谐的局面，这种不和谐既产生了性张力，又建构了欲望客体。她指出，这种思考性别欲望客体的方式，比该例所显示的要复杂许多。女同的T和P既让人想起来异性恋的场景，但同时又取这个场景而代之。有观点认为，T和P是异性恋关系的“替代”或“复制品”，这种观点低估了这种不和谐中隐藏的情欲的力量（erotic power）。变性者的例子中，相对于一具本身就是医学的文本暴力建构（which is itself a medically constituted textual violence）的、可被文化理解的身体，多样的展演性别产生了新的、不可预料的不和谐⁶⁰，这种不和谐横跨整个欲望光谱。在作为文本的变性者中，我们会发现某种可能性，某种将重塑的身体放置于进传统性别话语的地图，从而加以破坏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利用不同展演性别的并置所产生的不和谐，破坏既有性别话语。我们先从雷蒙德控诉的“变性者分裂女性”开始，将这一观点转化为生产性的力量，以多种多样的分割旧的二元论性别叙事——以及雷蒙德的一元论话语。为了突出作为主动召唤不和谐感的文本暴力的刻印和阅读的实践，我认为，不能将变性者当成是一种阶层（class），或者是有问题的“第三性别”，我们更应该变性者当做一种文类（Genre）⁶¹——一组具身化的文本，她们对结构化性征的破坏中的生产性，和她们欲望光谱的可能性，还有待探索。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现身的变性者需要为自己这种文类募集同伴，从那些无法现身的变性者之中，从那些消融进“表面上似乎可信的历史（plausible histories）”的人之中。变性者能做的最成功，也最重要的事情是变pass⁶²。Pass意味着能成功地按照自己选择的性别（gender of choice）生活，意味着被自己选择的性别接纳为“自然”成员。Pass意味着拒绝模糊化性别定义。Pass就是，删除先前的性别角色，消除对过去建构出来的、似是而非的历史。考虑到大多数的变性者在人生的第三个十年或者第四个十年内选择变性，这意味着有相当多的个人经验被抹除了。我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变性者和医疗/精神病学机构达成了合作，排除了扎根于变性身体中潜在的互文性（intertextual）生活的可能。

为了讨论这种互文性中隐藏的、在边界和主体位置上展现出的，复杂且具有生产性的多重渗透特征（multiple permeabilities），我们必须开始重新阐释那些用来描述性征和变性（sexuality and transsexuality）的基本语言。例如，研究者和变性者都没有质疑过“处在一具错误的身体”能不能当作一个适当的，用来描述变性者的类别。事实上，变性症的定义已经被默认为就是“处在一具错误的身体”。⁶³

我觉得一个单词，如果词性暗示了菲勒斯中心主义（phallocentric）、二元对立的性别差异，就有必要以最深切的怀疑去审视这个词。无论是学术界、医疗界还是变性者，只要我们还以二元论和菲勒斯中心主义的方式赋予性征和变性以本体论意义，我们就无法以充分呈现处于个人生活经验中的多重矛盾的方法，去分析欲望和动机中的复杂性。我们需要一种更具备分析性的跨性别理论语言，以允许模糊性和复调性，这些模糊性和复调性已经卓有成效地影响并丰富了女性主义理论。

朱迪斯·夏皮罗指出，“那些……倾向于把变性者关注生殖器的症状诊断成强迫症或者恋物癖的人，是因为，他们其实只是简单地根据他们所属的文化中性别分类的准则来给出诊断（着重号为作者所加）.”这种说法指出了某种深层次机制的运作，其运作以隐藏变性者整体的话语和经验的复杂性为目的。这种运作不可见于临床和学术领域，是有原因的。例如，为了下诊断，有个问题经常问给那些潜在的变性者“假如你在除了生殖器之外的任何一个方面都可以成为男人/女人，你满意吗？”这个问题可以有多种答案，不过在临床上，只有一个答案是正确的。⁶⁴

难怪这么多的话语都围绕着“错误的身体”这个词，西方社会中，男性主导的二元性别起源制神话被西方社会中的身体和主体赋予了合法性，在这种神话之下，每个性别主体只有一种身体是“正确的”，所有其他种的身体都是错的。

临床工作人员与变性者在诊疗体制的战场上持续对峙着，这个场景告诉我们，变性者的性别认同并不与自己身体的生殖器相同，也与之不相干，医疗/心理学机构的权力，和这些机构作为文化规范的守门人的能力，才是文化可理解性身体的最高权威，它们彻底遮蔽了变性者的性别认同。这意味着这个战场上危机四伏，如果沉默的群体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会发现，正如女性主义理论家说的那样，个体的、具身的主体身份认同与身体规范的关系没那么强，这些认认同在复杂的身份建构和欲望结构中的的分布要更多种多样，能表达出来的东西比现在更多。⁶⁵

然而，即使是当下最出色的讨论里，主流叙事也依然在冷酷无情地把变性者当成一个同质的群体（relentless totalization）。⁶⁶参考本引用文献里最容易理解的例子，雷蒙德的“所有的变性人都在强奸女人的身体”（如果她说，像是，“所有黑人都在强奸女性的身体”）令人瞠目结舌。她那本书的偏执罄竹难书，令人发指，但是和加里·凯茨（Gary Kates）的“变性人……夸张且刻板地扮演女人”或者安妮·柏林（Ann Bolin）的“变性人试着忘掉他们的男性历史”相比，她书中的偏狭概括（totalizing）还是要稍微少一点[^69]。凯茨和柏林的研究在各个方面都是好研究，他俩也都把研究的早期版本发在同一本论文集里⁶⁷，但是，他们的话语里没有主体，只有着同质化、合众为一（totalized）的客体——这些话语在大范围下的不同尺度中复制少数话语的早期历史。所以，当我说出那个被忘记了的词语时，这可能激活对不同类型讨论的记忆。这个词是“多种多样（some）”。

Pass的变性者似乎能够忽略一个事实，即，通过迈入主流、一元化自身的性别认同和放弃身体和主体性层面的互文性，她们已经放弃了自己原来的关系的可能性。在Pass的铁律下，拒绝被“阅读”时的不稳定力量，他们的社会关系只会从谎言中诞生——当然，这不是变性人的专利。对于那些肤色浅得pass的像白人的有色人种来说，对于那些没出柜的gay和les来说……或者是对那些选择不现身，从而完全没法解决自身矛盾的人来说，也太常见了。实际上，我是在重新阐释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和有色人种提出的，关于团结（solidarity）的一个观点。这种比较可以进一步扩展到更多领域。为解构pass的必要性，变性者需要为自己身上承担着的所有历史负责，从而开始重新阐释的他们的生活。不是为了让自己屈从于某种传统框架里的女性主义，将自己的过去全部抹杀，而是作为政治行动，通过重新挪用差异，重新发现这具重塑和重新定义的身体中所蕴含的力量。变性身体的多重不协调意味着扰乱旧的欲望模式，这种扰乱所产生的不是一种不可化约的他异性（alterity），而是一系列不同面向的他异性，这些他异性出乎意料的被相提并论，其中蕴含着的正是唐娜·哈拉维所说的，“怪物的承诺（the promises of monsters）”——像是图形-背景（figure and ground)⁶⁸一般不断变化着，超出了任何既有的描述框架。

变性的本质是变pass的行动。Pass的变性者遵循着德里达式的命令：“不同的类型要加以区分，我决不会把不同类型混为一谈。”[^72]让变性者放弃变pass的尝试，让变性者有意识地“被解读”，让变性者大声朗读自己——通过这种令人不安而富有成效地阅读，来开始将自己写进那些书写自己的话语——我无法提出比这更不可思议的要求，但是，事实上，如果这么做，就是成为（注意——我敢再说一遍吗？）后变性者（posttranssexual）。⁶⁹

尽管如此，变性者仍然知道，丧失发声能力是为了被主流接纳付出的高额代价。我想要对那些可能读到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被解读”的兄弟姐妹们直截了当的说：我请求我们所有人都能运用这种力量，这种让我们持续不断地地重塑身份认同的力量，帮助我们活在沉默和否认中重新审视我们的生活。我知道你觉得大部分这方面的努力都不需要你来完成，不现身的代价并不大。但是，即使单个个体的变化是一切的开始，那也不是一切的结束。也许是时候为下一次的转变（I know you feel that most of the work is behind you）奠定基础了。

后记（2000年）

从这篇文章第一次写完后，在很短的时间内，至少在看起来很短的时间内，街头上那些关于跨性别特殊地位的讨论，还有学院内这方面的理论，都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而且仍然在变化着。无论初版《帝国反击》能不能有幸成为这一领域的开创者，或者有没有成功地践行了“build it and- they-will-come（你建造好，他们就会来）”的原则，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尽管我们不知道这些，结果仍然令人欣慰。跨性别（或者就本文而言，后跨性别）理论已经成功地在许多方面吸引了酷儿理论中的新生话语，并促进了两者的理解和共同学术生产，我们现在能小心翼翼地庆贺这一切。毋庸置疑的是，需要指出，建构跨性别理论的过程在一开始是最微妙，也是最至关重要的，因为地基仍然暴露在外，还需要对细节加以额外的关心。对于笔者来说，现在还能活着并能够持续写作的时代充满着希望，我对此兴致盎然。

致谢

感谢格洛丽亚·安扎尔杜亚（Gloria Anzaldúa）、劳拉·切尔奈克（Laura Chernaik）、拉蒙娜·费尔南德斯（Ramona Fernandez）、瑟扎·古德伊夫（Thyrza Goodeve） 和 约翰·哈蒂根（John Hartigan） 对本文早期稿件提出的宝贵意见；感谢 斯坦福大学性别焦虑项目的 朱迪·范·马斯达姆（Judy Van Maasdam） 和 唐纳德·劳布（Donald Laub），尽管他们的帮助颇为尴尬；感谢 温迪·查普基斯（Wendy Chapkis）、娜塔莉·马尼昂（Nathalie Magnan） 以及 奥利维娅唱片——在艰难时刻给予我的关怀让我深感感激；感谢 贾尼斯·雷蒙德，她宛如卢克·天行者，而我是她的达斯·维达；感谢 格雷厄姆·纳什（Graham Nash） 和 大卫·克罗斯比（David Crosby）；感谢 克里斯蒂·施塔茨（Christy Staats） 和 布伦达·沃伦（Brenda Warren） 的坚定支持。特别感谢 唐娜·哈拉维，她的洞见与鼓励始终指引并照亮着这项工作。

版本信息

1.0版本发布于1987年下半年

第一次发表于 “Other Voices, Other Worlds: Questioning Gender and Ethnicity,” Santa Cruz,

CA, 1988.

第一次出版于Kristina Straub and Julia Epstein, eds.: “Body Guards: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Gender Ambiguity”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第二版进行了修订和更新，发表于”Camera Obscura”, Spring 1994.

电子版在1994年下半年发表于 ACTLab 的ftp站点

第三版TXT版本发表于http://sandystone.com/empire-strikes-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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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后记

本文的翻译工作实际上是一时兴起——实际上，我以前一直以为，这么重要的一篇文献，早就有人翻译过了。实际上，这只是大脑搭错了筋——把康比恩河宣言和北雁书先辈翻译的跨性别主义宣言混淆了。但是，我在网上搜来搜去的时候，居然在当今的中文互联网找不到本文的简体中文翻译版——好吧连繁体都没有？尽管Wikipedia说Sandy Stone的这篇文献已经至少被翻译了成了27种文字，但是，没有一个在中文互联网上触手可及的版本，这难道不是一种，呃，本人发表第一个学术宣言的机会吗？虽然这么说很神经，但是没有触手可及的版本意味着我可以厚颜无耻地翻译一遍发上去，如果有人说某本古早的中文文献甚至都已经出版过了——那我就说我去ocr了！

很显然，我是受到Amber先辈的启发而去翻译的——她在2024年暑期办过一个神秘的TiA读书会，（然后TiA又爆了，呃……）。这篇文章显然是受到Amber老师启发才会去阅读的，因为她的读书会前三篇文献就是这篇文章的三个版本……好吧，本文理论上也可能会有个训诂学的计划，去比较这三个版本之间的不同，我们稍后再来谈这个问题，我们先简单说一下Sandy Stone

我们先来谈谈Sandy Stone，尽管她的学历大部分都是文学相关的，但是不妨碍她的人生如此的传奇。她不爱学术体制，谁课有意思就去听谁的，她早年混迹在唱片业内，当过很长时间的录音师，还喜欢写sf小说，这似乎能解释她为什么会在文章中会引用《惊奇故事》的神秘小说。这也能解释她的涉猎广泛，事实上，本文的标题确实来自于《星球大战2：帝国反击战》，她在后记中把那个《变性帝国》的作者称呼为卢克·天行者……然后她自己是反派头子，帝国的黑武士……但是我真的不看星球大战啊，不懂。

她在《变性帝国》出版前就遭遇了巨大的冲击，雷蒙德把关于她的章节提前寄给了奥莉维娅唱片的其他同事，强行帮她出了一个大柜，但是奥莉维娅的其他同事没意见。随着《变性帝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奥莉维娅遭受到的社会争议也越来越多，有人因为这个抵制这家全女唱片公司，Sandy Stone本身就已经半退出了唱片行业，她就索性跑路了。

1980年代，她成了知名的cs大手子，还成了唐娜·哈拉维的朋友，然后，Sandy Stone就去和唐娜·哈拉维读了个博士，在1987年，她发表了自己的这篇《帝国反击 一个后变性宣言》。后来，她当大学讲师、巡演——附带一提，她出生于1936年，实际上是要比唐娜·哈拉维大一点的，她在2011年的某个研讨会上开玩笑说，别人以为她死了，实际上她没死——直到现在，她还是经常活跃在公共领域。你还可以访问她的网站https://sandystone.com/——她的网站使用html和css手搓的，我草啊。

说回来，诚然，这篇文章的很多问题直到现在还在反复不断地活跃在跨圈公共问题的领域——从染色体决定论，到脱跨入顺；从大众对srs和hrt的妄想，到“变性就是骗自己”；从给自己开小证大证的时候仔细的研习前人的语言（甚至还有关于“以学习到的话术开到了证是不是断了后人的路”的争吵），到某位朋友用那话儿曹过别人这件事每隔半年就要被提出来炒作一次这件事。都快40年过去了，跨子仍然在面临着类似的状况，问题依然还是那些问题，拒斥后变性话语仍然广泛的存在于一大部分的大众文化的幻觉之中，从跨子嘴里听到这种幻想也绝对不难。所以，参考一下本文还是有点必要的。

此外，在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郊狼”式的气质在本文中成功成为了跨性别女性主义者所应该有的气质——文化游击战的概念真的不应该仅仅存在于给“多发男娘”找一点合法性中，而应该是一种更有趣一点的解构和反讽，这种反讽应该能跨过那些大众文化的幻觉以及反复不断迎合这种幻觉的炒作之中。附带一提，我实在是太害怕朋友们炒作了，炒作和反讽本来就不应该相提并论。

本文的翻译其实有着很大的问题，实际上我低估了本文的翻译难度，我自己的英语绝对是二把刀，以后有空一定要精修一下，就这样。（3.22）

但是卧槽，我回过头读了一遍，发现言语不通之处颇多，于是我打算稍微处理一下！就这样。（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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